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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荐读|南京英雄:南京大屠杀期间奥地利机械师鲁佩特·哈茨
2018-06-22 09:17:00  来源:本馆
  编者按
  □本文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版权归《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本刊约稿种类包括:研究论文、问题争鸣、史事考证、人物研究、图书评论、学术综述、口述历史等。来稿一般以一万字左右为宜,并附有中文摘要(3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来稿请注明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工作单位、职称等)、研究项目名称及编号、通信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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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简介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中青年领军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规划办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南京历史文化方向研究,先后出版《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南京大屠杀全史》(上、中、下)、《创伤的记忆:南京大屠杀与战时中国社会》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内容摘要
  日军占领南京前夕,来自美国、德国等20余位西方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自愿留在南京,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容、保护和救济了20余万南京难民,在人类文明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20余位西方人士中,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机械师哈茨(Rupert R.Hatz)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同安全区其他外国人士一起,不仅多次出手勇敢阻止日军强奸妇女施暴,而且调查记录多起日军暴行案例,递交日本驻南京使领馆,抗议日军暴行。1938年2月27日,在南京安全区被迫解散后,哈茨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其后哈茨的相关情况人们知之甚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哈茨自愿留在南京,伸出援助之手,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奥地利机械师  哈茨
 
  导言
  南京大屠杀期间,以约翰·拉贝(John Rabe)为首的20余位西方人士成立的南京安全区,收容、保护和救济了20余万南京难民,在人类文明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当年参与救助难民的西方人士中诸如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费吴生(George Fitch)、约翰.马吉(John Magge)、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s)、福斯特(Ernest Herman Forster)等由于留有相关珍贵文献,近20余年来,学界推出了一部分相应研究成果。但作为唯一的奥地利籍机械师鲁佩特·哈茨( Rupert R.Hatz),学界对其相关情况却知之甚少。本文以当时在南京西方人士的文献资料为线索,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哈茨的相关活动做一简要梳理,但有关哈茨的不解之谜仍有太多,有待方家继续追寻,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937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合影,右一为哈茨,右二为约翰·马吉,中为约翰·拉贝
 
  1日军占领南京前夕的哈茨
  在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中,据笔者所查,第一次发现鲁佩特·哈茨名字是在《拉贝日记》中。1937年12月1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罗森博士请德国人集中一下,商量什么时候必须登上三桅帆船。结果是:克勒格尔  (Christian Kroeger)、施佩林(Eduard Sperling)、年轻的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和哈茨(一个奥地利机械师),这些先生们全都要留在这里帮助我。
  罗森(Georg Rosen)是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行政秘书,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他希望所有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在适当时候登上长江上的外国轮船。从这一信息中,可以得知哈茨是一位奥地利机械师,他同拉贝等德国人的关系密切。其后在12月4日的《拉贝日记》中,我们发现在最初成立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1937年12月3日的情况),哈茨作为非委员会成员担任运输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德国人E.L.希尔施贝格。希尔施贝格是医生,不久他奉命护理张群离开南京去了汉口,后来因日军占领南京而没有能够回来,因此,哈茨实际承担运输委员会主任的职责。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之后,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尽可能从城外运进粮、煤等物资,以便南京易手后对难民实施救济。因此,运输委员会的责任重大。据《拉贝日记》记载,到12月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共筹集到12辆车,从安全区外运进存储的6300袋米(相当于7875担),并运进了能够提供粥厂用的煤和500袋盐。其后随着日军逼近南京,南京城基本关闭,运输工作停止。因此,在12月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奇宣布对原有下辖机构进行调整,取消了运输委员会,哈茨所在的运输委员会合并到粮食委员会,由拉贝的中国助手韩湘琳负责。
  其后一直到12月13日,我们在一些西方人士的文献中才再次发现哈茨的名字。一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了一张哈茨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等人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宁海路5号门口的合影,二是12月13日,日军即将完全占领南京,守城中国士兵已退进城内,陷入重围,哈茨和拉贝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周边巡查,劝说中国士兵放下武器,等待日本兵将其作为俘虏接受处置等相关资料。在劝说中国士兵的过程中,哈茨显得较为活跃。拉贝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当时在场有好几位西方人士,哈茨主动上前缴了这位中国年轻军官的枪。很不幸的是,这批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劝说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尽管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多次与日军当局交涉,但其最后仍不幸被日军集体枪杀。
  有关13日哈茨缴中国年轻军官手中枪支的情况,美国记者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在报道中也提及:“一个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决定教训他一下,就把那个男的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的手枪,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人也没叫一声,承受了这一拳。”斯提尔将哈茨误认为是德国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在致家人信中也有详细叙述。
  除此之外,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斯迈思和费吴生在上海路一带还碰到哈茨,看到哈茨急匆匆地赶去提醒一支约20人的中国军小分队不要冒险向南前进,以免同小山头对面的日本兵遭遇。这一幕发生时,米尔斯也正好经过这里,他在后来写给妻子的信中,详细讲述12月13日下午他同哈茨一起劝说中国士兵避免与日军遭遇的惊险一幕:
  午饭后,在我们回位于宁海路的国际委员会办公室之前,决定去看看已经控制全城或者说至少是南城的日本兵,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因此我们出了平仓巷向西走到上海路,然后我们决定向南走直到我们碰到日本兵,但是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美国大使馆的北边时,我们碰到了开车经过的国际委员会的德国(奥地利)成员哈茨先生。他正开车向北走,很紧张。这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队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在一名青年军官的带领下,正在开始往山上爬。我们认出了这个军官,他那天早些时候和他的上级一起来我们的委员会,我们以为他把武器交给我们,而他的上级也这样做了。但是我们错了。现在他正带领着有15-20个人的小股部队往山上爬。此时看到有中国部队像这样往南走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当时尚在城内的中国士兵都在城北,并且都尽快地脱掉军服抛弃了装备。(至少我们知道有很多正在这样做的)当碰到哈茨先生时,他朝我们大声喊,说中国军队不能爬到山上去,因为日军就在另一侧山脚下。因此我们就向中国军队转告了哈茨先生说的话,并让他们返回。的确,当我们自己瓟上山并到另一面山坡下的广州路时,我们发现了哈茨先生说的日军小分队。
  米尔斯对这一情节记叙得十分详细,而且在信中对此事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提醒,这支中国士兵小分队同日本兵遭遇后一定会发生战斗,结果自然是不仅这支中国小分队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导致不少平民死亡。“战斗没有发生。可以说,我们离战斗也就只有一线距离,确切地说是只有一座山的距离。”在这封信中,米尔斯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核心成员之一,他也误认为哈茨是德国人。马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则将哈茨误认为是匈牙利人( Hugarian),而且将他的姓也拼成“Hotz”,这说明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人对哈茨的情况不是很熟悉。
 
  2救助难民,身手不凡
  南京大屠杀期间,面对残暴的日军,发生在西方人士身上的故事基本相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日军的暴行。在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中,哈茨可能比较年轻,在救护难民的行动中,他与日本作恶士兵的较量,几乎每次都不落下风,显得身手不凡,与众不同。在阅读当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和报告等记录时,我们都能发现有关哈茨的英勇事迹。
  从现有资料来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中有关哈茨的记录最多,哈茨同拉贝较为熟悉,他们不仅民族相同,而且语言相通。拉贝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哈茨在阻止日本士兵暴行过程中的英勇事迹。如1937年12月17日,拉贝在日记中记载:“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额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拉贝说:“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20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强奸这里的妇女。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闯入者。”12月22日,拉贝在日记中又记录了哈茨同日本兵的对峙:“今天下午,克勒格尔和哈茨前去帮助一个被喝醉了的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脖子的中国人,结果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据说克勒格尔被日本人绑了起来,日本人之所以能把他捆起来,估计可能是因为他被烧伤的左手还吊着绷带。我和菲奇全速开车去解救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但是我仍然又带着他们返回原处,以便在现场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我们看见了那个日本兵,一个碰巧路过这里的日本将军正在扇他的耳光,日本大使馆的田中先生也在场。”
  关于12月22日哈茨和克勒格尔制止酗酒士兵抢劫和强奸之事,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斯迈思在给妻子的信中也有描述:
  今天克勒格尔和哈茨在总部附近一所房子制止一个酗酒士兵抢劫和强奸,他竟然转向克勒格尔,要把他绑起来再向他开枪!一个中国男孩跑到总部找费吴生,费与拉贝跟着这孩子跑去抢救。凑巧田中和一个将军巡视安全区经过此地,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将军问这个士兵,他竟说克勒格尔袭击他!然后又问克勒格尔,克勒格尔说只是礼貌地请他离开!所幸哈茨没有给那人一巴掌!
  在斯迈思看来,哈茨年轻,完全有揍这个说谎的日本兵的能力。
  同是德国人的施佩林是南京安全区总稽查,他在致德国使馆罗森的一份报告中,也谈到他同哈茨一起抓住正在偷盗汽车的日本兵的故事。他在报告中说:“12月17日,许尔特尔(Huerter)先生的汽车在德国大使馆被偷。事也凑巧,当时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正在附近,还来得及在第二个街角把偷盗者逮住,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才把汽车要了回来。”施佩林已届60岁左右年纪,但由于哈茨年轻,总算逮住偷车的日本兵。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总管德国人克勒格尔,在一份报告中报告了他和哈茨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赶走日本士兵强奸妇女暴行的记录:
  12月17日,日本人闯进珞珈路5号,强奸了4名妇女,偷走1辆自行车、被褥用具和其他物品。当哈茨先生和我来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们迅速地跑走了。
  哈茨还有一次自己一个人赶走日本兵强奸妇女的经历:
  哈茨先生报告说,他于12月19日11时30分,在我们总部隔壁院子的防空洞里发现了2名日本士兵,他们正准备强奸防空洞内的妇女。当时洞内共有20名妇女,听到妇女们的呼救声,哈茨先生将日本人赶出了防空洞。
  除了直接将正在施暴的日军赶走外,有时哈茨也要同日本宪兵打交道,希望能够保护妇女免遭日军强暴。如12月18日,“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由于有日本宪兵的站岗,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发生了被派到金女大值班的宪兵“监守自盗”,强奸金女大女性难民的情况,这让金女大难民所所长明妮·魏特琳十分为难。
 
  3记录和抗议日军暴行
  为了制止日军暴行,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断到日本大使馆抗议,但日方要求他们必须提供目击者签名的证据,这样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繁忙驱赶施暴日军士兵的同时,还要对日军暴行的时间、地点、证人等做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后来汇集成为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南京安全区档案》。虽然当时西方人士提供这些记录,并没有能够阻止日军继续施暴,但却成为当时日军南京暴行的珍贵历史记录,成为今天我们批驳日本右翼谎言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在《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从1937年12月15日开始到1938年2月6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共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444个案例,除上文提及的案例外,有关哈茨提供的案例还有:
  第69案例:第八区卫生总稽查孟财多(音译)先生12月19日报告,他的位于北平路59号的房子昨天和今天分别被日本士兵袭扰了6次和7次。12月17日,有2名姑娘在这所房子里遭强奸,今天又有2名姑娘遭强奸,其中一人被严重摧残,估计可能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今天,这里还有一名姑娘被强行拖走。住在这栋房子里的难民都遭到了抢劫,被抢走的有钱、手表和其他值钱的小东西。该报告由哈茨先生和签字者检查核实。(报告人:菲奇)
  第185案例:1月9日早上,克勒格尔先生和哈茨先生看到一个中国平民被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士兵赶到安全区内山西路旁边一个池塘里处死的情景。克勒格尔和哈茨到那里时,这个男子摇晃着站在薄冰破碎的齐臀深的池水中,奉军官的命令,日本士兵趴倒在一个沙袋后面开始射击。第一枪击中男子的肩膀,第二枪没有打中,第三枪才把他打死。(报告人:克勒格尔、哈茨)
  第69案例由哈茨调查核实,而第185案例则由哈茨和克勒格尔亲眼目击,当天11时,他们二人回到宁海路总部后立即向国际委员会汇报了这一惨剧。斯迈思立即向刚回到南京不久的美国外交官阿利森作了报告,并对此事作了评论说明,他说:“185号事件是一个清楚的证据,它表明了日军在处决平民时的惨无人道,更重要的,同时也涉及到我们自身的是,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威胁,因为整个地区尤其是池塘里还躺满了尸体。到现在我们城里幸亏还没有暴发瘟疫。然而,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尤其是如果饮水不洁,我们就始终面临着暴发传染病的危险。”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马吉在给妻子的信中也提及此事,并评论说:“似乎任何下士班长或是列兵都可以决定任何一名中国人的命运。”
  1月9日下午,拉贝、克勒格尔和哈茨一同去德国大使馆迎接获准前来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三人,他们一行当天下午乘坐英国“蟋蟀”号炮艇抵达,拉贝、克勒格尔和哈茨找到一瓶香滨酒表示欢迎。哈茨应该将当天上午的目击也告诉了罗森,后来罗森也将此事向德国外交部作了汇报,他在报告中描述了这一事件的许多细节:
  就在1月9日的上午,在我们重新到达前数小时,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奥地利人)在距大使馆很近的地方目睹了武士道精神的一次实际应用: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和所谓的巴伐利亚广场之间,使馆街的左侧,有一个尚未全部封冻的小水潭,一个身着平民服装的中国人站在水潭齐臀深的地方,潭边趴着两个日本兵,他们正在举枪瞄准,根据站在身后的军官的命令,他们开枪射击,将这人枪杀。尸体至今还漂在水中。南京市内和周围地区的许多池塘和小水潭均已经被尸体污染。需要指出的是,穷苦百姓仍然靠这种池塘的水过日子。尽管我们每天都同日本人交涉,但市自来水公司至今仍未向我们楼内供水,我们一直还在靠深井泵抽地下水。
  《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报告日军暴行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正如安全区负责汇总案例的斯迈思在给日本大使馆的报告中所说:“这些事件仅仅是我们收到的众多报告中的一部分。施佩林先生(委员会总稽查)、克勒格尔先生、哈茨先生以及里格斯先生,他们一直在忙于将闯入的日军士兵赶出去,这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记录这些事件。”正如斯迈思所说,有许多像哈茨等西方人士发现的日军暴行案例并没有时间去记录下来,如12月22日,哈茨和克勒格尔在汉西门外发现约有500个平民遭到捆绑枪杀;12月20日晚,哈茨和克勒格尔驱车在中正路、白下路、太平路、国府路一带发现日军在到处纵火抢劫。这些案例都不在《南京安全区档案》所记录的444件暴行中。
  除了记录日军枪杀、强奸等暴行外,哈茨还和拉贝、克勒格尔等人一起对南京地区德国人和美国人财产损失情况进行了调查。如1937年12月23日,哈茨参加了由拉贝安排的外国人财产损失调查工作,经过调查发现,共有38所德国房子被抢劫,其中一所(黑姆佩尔的饭店)被烧毁。美国人的损失清单要长得多,共有158所美国房子被抢劫。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哈茨几乎参加了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的所有集体活动,如1937年12月21日南京城内全体外国侨民第一次联名写信给日本大使馆,他们“本着人道主义立场,为了维护南京20万平民的利益,呼吁制止日军暴行。”1938年2月15日,在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及九区区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决议通过感谢拉贝先生的议案,以及在2月21日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联名给拉贝的感谢词中,我们都看到了哈茨的签名。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中,奥地利人哈茨、白俄克拉和丹麦人辛德贝格相对年轻。哈茨同拉贝、克勒格尔等德国人包括德国驻南京的外交官关系非同一般,他常和拉贝、克勒格尔等一起活动。如1月30日晚上,哈茨和拉贝、施佩林等前往德国大使馆同许尔特尔、沙尔芬贝格一起用餐。另外,哈茨经济条件不好,在拉贝眼中哈茨是一个“穷鬼”。有一次哈茨穿了一双克勒格尔留在房间里的长统靴,拉贝在日记中专门为此记了一段,并打趣了一番。
 
  4哈茨获准离开南京
  到1938年1月下旬,随着美国、德国和英国外交官陆续回到南京,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一定程度的收敛,但日本人对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直戒备有加,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期间,也没有批准他们中任何一人离开南京。尽管克勒格尔在上海的礼和洋行总部多次让他回上海,但到1938年1月13日,拉贝在日记中称:“克勒格尔曾多次企图从日本人那儿获得许可去上海,但到目前为止每次都被拒绝了。”后来,克勒格尔继续致函日本大使馆申请前往上海,克勒格尔称,“根据我在上海的公司寄来的信件,他们强烈要求且急切需要我到那里去。因此我不得不重申我的请求,希望能够获准前往上海,并恳求得到许可。根据我的仔细调查,南京及其环境是相当安静的,没有遭遇狙击手袭击或其他的危险。况且这一次我必须冒险前往,因此即使有不幸事件发生,贵方亦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在致函中,克勒格尔申请乘坐汽车去上海,并希望批准参与礼和洋行管理的哈茨开车一同前往上海。10天后,日本大使馆终于同意克勒格尔前往上海。克勒格尔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中第一个离开南京的外国人,但日本大使馆没有同意哈茨同行前往上海,而且也没有同意克勒格尔乘坐汽车前往,而是让克勒格尔“和一大帮日本士兵上了一节敞篷火车厢”。哈茨只获准开车送克勒格尔去火车站。5天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费奇也被同意离开南京,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前往上海。
  在南京的外国人能够申请前往上海后,上海西门子公司总部鉴于拉贝的身体情况,也希望拉贝能够前往上海休整。克勒格尔到达上海后,他于1月28日给拉贝写信,劝其尽快到上海,他还建议拉贝来上海时,不要用火车托运行李,否则无法从车站运出来。可以让哈茨为他开车送行李。他说:“我的行里有一辆克虏伯柴油汽车,事实上,礼和洋行有权利使用这辆车,但是,没有人会使用它,哈茨倒是想开这辆车来上海的。您看吧,可以慢慢收拾行李,让哈茨把它送到上海,估计至3月中旬,时间还来得及。”克勒格尔建议由哈茨开车将拉贝的行李送到上海。
  为了能够帮助哈茨离开南京,德国使领馆的政务秘书罗森曾出面向日本大使馆申请。2月16日,罗森致函南京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关于2月15日我写给弘田少佐的信件,我很感谢您为鲁佩特·哈茨先生乘坐万通号轮船前往上海和稍作停留后返回南京的行程所做的安排。”“万通”号轮船大约2月27日前后到达南京。本来拉贝也要坐“万通”号轮船到上海,后来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帮助下,拉贝于2月23日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了南京。四天后的2月27日,哈茨和起士林糕饼店的德国人曹迪希(Auguste Zautig)获准乘坐“万通”号轮船前往上海。拉贝的行李也是随哈茨一行被运往上海。
  关于哈茨离开南京的信息,我们在德国档案馆里找到一份驻南京德国使领馆官员沙尔芬贝格的报告,该报告中说:
  在2月27日离去的还有奥地利人鲁佩特·哈茨先生和巴尔特·曹迪希,还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只有旅馆老板里查德先生和【安全区】警察总监爱德华·施佩林先生。哈茨很愿意再回到南京来,但我不相信日本人会准许他回来。
  也许为了便于哈茨离开南京到上海后能够得到德国相关企业的照顾,沙尔芬贝格还专门给南京大屠杀期间哈茨的表现写了一个证明:“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证明奥地利公民鲁佩特·哈茨先生在南京被占领后出现情况混乱期间,积极投入保护德国财产和帝国公民的中国雇员的行动,为此作出了贡献。特此证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证明对哈茨以后在上海的生活有无帮助。
 
  5哈茨义举得到高度称赞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哈茨的英勇义举得到了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特别是德国人的赞誉。1938年2月21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离开南京的告别演讲中赞扬哈茨说:“应该提到的是哈茨先生和克拉先生。哈茨先生是理想的司机,他精通驾驶技术,即使是汽车没有轮子他也能开。”在2月28日拉贝到达上海参加基督教青年会茶会上的致辞中,拉贝不忘再次感谢哈茨,他将哈茨和科拉作为“我的德国朋友”、“我们的机动车维修专家”表示感谢。此时,离德国兼并奥地利还有半个月。
  哈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义举也得到了德国驻华大使的高度称赞。在德国档案馆里,我们发现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给已经到达上海的哈茨写了一封感谢信,时间是1938年3月22日,这个日期是3月15日德奥合并后一个星期了,此时的奥地利已经成为德国的东方省,哈茨也理所当然成为德国人了。陶德曼的感谢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哈茨先生!
  对于您从1937年11月起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工作以来,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精神所作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作出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陶德曼
  德国大使
 
  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里,我们发现陶德曼除了给哈茨写了感谢外,还分别给拉贝、施佩林、克勒格尔和黑姆佩尔(Richard Hempel)写了几乎是相同措辞的感谢信。在给拉贝、施佩林、克勒格尔三人的感谢中,还有一段“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但给哈茨和黑姆佩尔的感谢中没有。另外,给黑姆佩尔的感谢中没有提及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的表述。南京大屠杀期间还有一位德国人曹迪希由于年龄较大,基本上没有参加救护难民的工作,因此陶德曼也没有给他写感谢信。米尔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及:对另外两个德国人——黑姆佩尔先生和曹迪希——也同我们一起渡过了南京被围困的日子,但前者时常不得不忙于自己的事务,而后者的年龄太大,不能更多地参与我们的工作。不幸的是,黑姆佩尔先生位于中山东路上的一个小旅馆却在日军进城后被烧毁了。给哈茨的感谢信中,其同其他三人一样有相同表述。在感谢信中,陶德曼将哈茨当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其后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当时,德国驻汉口大使馆一直认为哈茨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因为在1938年4月1日和19日,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朗和陶德曼又分别致函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谟,报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人名单情况,两封函件的内容相同。该名单罗列了5名德国人,分别是拉贝、克勒格尔、施佩林、哈茨和黑姆佩尔,其中第4位为鲁佩特·哈茨,介绍他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这份名单中没有提及城里另一位德国人曹迪希和城外江南水泥公司禅臣洋行的代表德国人京特(Karl Gunther)。
  哈茨在南京的表现也得到了德国驻南京使馆行政主管沙尔芬贝格的称赞,他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奥地利人哈茨先生在这里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色。
  由于在南京的美国人可能对哈茨不太熟悉,在他们的书信日记中对哈茨的评价不多。接替拉贝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的米尔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介绍了一些西方人士的帮助后,特别提到哈茨和齐阿尔(Zial)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极大帮助”,他认为哈茨和齐阿尔跟随卡车帮助运送货物十分重要。斯迈思也在书信中提及安全区内的车辆主要由哈茨负责调集管理和维修。
 
  6哈茨之谜
  1938年2月27日哈茨离开南京到上海后有没有再回南京?他到上海后其行踪如何?如果克勒格尔的报告属实,作为参与礼和洋行南京分公司管理的哈茨到上海后,应该去礼和洋行总部汇报工作,克勒格尔在2月初去了香港,或许哈茨在拉贝到上海后,他会去见拉贝,但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相关资料。
  最近笔者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惊喜查阅到1948年1月16日的关于申请移民的公告,发现战后哈茨到了澳大利亚。其有关哈茨申请移民的信息如下:
  鲁佩特·哈茨奥地利人,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澳大利亚居住6年3个月,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北部通过艾丽斯斯普林斯的阿尔库塔火车站,他计划根据1920-1936年澳大利亚国籍法申请移民。
  1949年1月18日,澳大利亚移民局正式通过哈茨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除哈茨申请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消息外,在家谱网(https://www. myheritage.com),在澳大利亚一些报纸的相关海报( About people)上,我们还查到一些有关哈茨的行踪,如:机械师鲁佩特·哈茨曾从阿尔库塔火车站前往达尔文,此行由约翰·萨姆塞尔、斯特内顿等陪同。又如1948年11月19日消息:机械师鲁佩特·哈茨曾从阿尔库塔火车站前往澳大利亚的因弗韦,途经纽卡斯尔沃特斯(Newcastle Waters),此行他由来自布希公园(Bushy Park)的里克·威廉(Nick Wheelin)陪同。
  从以上这些零散的信息来看,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哈茨可能离开上海前往澳大利亚,居住在阿尔库塔,并曾以机械师的身份前往达尔文、因费尔等地,而且哈茨在澳大利亚也有不少朋友。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哈茨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和保护了许多南京难民,时间过去80年了,而我们对哈茨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哈茨出生在维也纳什么地方?其家庭情况如何?他何时来到南京?他在南京做什么工作?他为什么要留下来帮助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留有相关书信文献吗?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后做什么工作?他有妻子儿女吗?他什么时候去世?
  围绕哈茨,我们有太多的谜团,让我们一起继续寻找南京英雄鲁佩特·哈茨!
 
  余论
  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西方民间人士筹备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过程中,由于德日同盟关系,拉贝被倡议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美国人推举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为了帮助拉贝,克勒格尔、施佩林、哈茨等人主动申请留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共有20余位,除了美国人外,主要是以拉贝为首的6位德国人,另有奥地利人哈茨、丹麦人辛德贝格和白俄克拉·波德希伏洛夫(Cola Podshivaloff)、齐阿尔。与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同,6位德国人大都是商人,如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南京地区负责人,克勒格尔是礼和洋行南京地区代表,施佩林是上海保险公司员工,京特是江南水泥公司禅臣洋行的代表,黑姆佩尔是北方饭店的经理,还有一位是起士林糕饼店的曹迪希。除了年龄偏大的曹迪希外,其他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都留下了阻止日军暴行、救护难民的相关文献记录,为保护救济南京难民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除了拉贝,同哈茨一样,我们对克勒格尔、施佩林等德国人也知之有限、研究甚少。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于绝大多数南京难民而言,由于他们大都是文盲,并不容易分清德国人、奥地利人和美国人以及丹麦人的区别,但以拉贝为首的西方人士在南京难民遭受日军暴行最为绝望之时,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的义举使南京难民看到了生的希望,心生感激。在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回国的时候,有25个难民收容所的代表联名写信感恩拉贝,并挽留拉贝继续留在南京,情真意切!在金女大难民收容所,则出现数千名年轻妇女在大草坪上跪求拉贝留下令人动容的感人场面。近代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洋鬼子”形象,在南京大屠杀后则成了南京难民心中的救命恩人、“活菩萨”!现在南京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但当年曾出手救助南京难民的拉贝、魏特琳等西方人士的铜像屹立在南京他们曾经战斗过的校园,在每年特定的日子里都有许多人来献花凭吊,缅怀纪念。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人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出手相助。然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正是像拉贝、魏特琳和哈茨等人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永远闪耀光芒。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和人道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不断挖掘、广泛传播和深深怀念。
  本期编辑:俞月花 蔡美婷
致敬这些国际友人!
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展现出的人性光辉力量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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