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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声音】罪恶之书与暧昧的答辩书 日本政府意欲如何
2017-04-20 17:34:30  来源:本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每隔四年一次的教材审定总是花样百出,教科书问题已经成为判断日本政府历史认知的镜子,对中日关系影响巨大。

  目前,据媒体报道已经出现有日本教材引用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供学校选用。对此,日本民进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疑。2017年4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确定了答复在野党民进党议员的答辩书,表明了其态度,称教育机构可以在符合教育法的基础上,判断使用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中“有益、适当”的内容。

  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是引发二战的思想根源,早就被全世界人民唾弃,而《我的奋斗》这本恶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宝典”,却被日本政府以一纸暧昧的答辩书,确定可以选择部分内容使用在教材中。我们应该认清日本政府答辩书背后的事实,并将日本政府的不可告人之心公之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我的奋斗》是“邪恶之书”和“恶魔之书”。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曾指出,《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字,使一百二十五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使四千七百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使一百二十万人丧失了生命。二战后,在德国、俄罗斯、阿根廷等不少国家被禁止出版;在很多国家,《我的奋斗》被作为解剖法西斯主义的标本加以批判,出版时都会加注批判性文字,帮助读者鉴别。这本书在德国被禁七十年后,2016年再次上市销售,但再版时增加了三千五百条注释,逐一批驳希特勒的诡辩和恶毒攻击。德国司法部门强调,任何以《我的奋斗》煽动仇恨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面对如此罪恶之书,日本政府态度暧昧不明,竟还称“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其无法无天已经超出一般文明社会想象。

  日本政府的答辩书并非孤立事件,回顾近期几个事件,即可发现希特勒自传入选教科书与诸多事件存在紧密关联,安倍政府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想路径明晰可辨。

  首先是“拼刺刀”重现日本体育课程教学。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底曾公布,日本中学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在体育课程中,新加入了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日军作战训练的重要课目“枪剑道”,俗称的“拼刺刀”。实际上,自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就一直企图让军国主义从历史教育中复活,从“加贺号”到“拼刺刀”,从军事领域到教育领域,从破坏和平宪法到海外军事野心膨胀,安倍政府的种种举动都指向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个主旨。

  其次,效忠天皇的“皇国思想”的《教育敕语》重现日本幼儿园。《教育敕语》是明治政府以后日本学校的基本教育方针,与《军人勅谕》构成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两大“神器”,核心精神是给全体国民尤其是军人洗脑,灌输誓死效忠天皇的“皇国思想”。日本战败后,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将“教育勅语”彻底清除出学校课堂。大阪府的森友学园因其在幼儿园和小学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教育,一度得到安倍夫妇的大力赞美,且安倍内阁称不排除在学校教材中采用日本战前的《教育勅语》。在国会听证中,极右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公然对《教育勅语》予以积极评价。

  再次,日本淡化侵略历史、强化领土主权争端的教科书使用比率急剧上升。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3月24日公布了对2018年度教科书的审查结果。根据2014年1月修改的要求尊重政府见解的新审查标准,共提出十一条意见,涉及南京大屠杀和钓鱼岛等重大敏感历史与现实问题。虽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使用范围尚不占大多数,但对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暴行轻描淡写的教科书逐渐增多,且采用率逐年提升。日本年轻一代在使用这种居心叵测的谬误历史教科书,无疑会为日本乃至亚洲的未来埋下隐患。

  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是现代社会塑造国民的基本渠道,是“记忆的场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民族国家“体制化的记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对待那段侵略历史并以正确的史观教育下一代。当下日本政府面对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这样的罪恶之书声称教育机构可以在符合教育法的基础上,判断使用希特勒自传中“有益、适当”的内容。这暧昧含混的答辩书及其近期一系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常态化,彰显了日本政府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和军国主义思想教育上右翼化愈演愈烈趋势。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陆慷4月18日表示,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全世界都有公论。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是引发二战的祸根,必须得到彻底清算和根除。在这一涉及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容不得半点暧昧和模糊,敦促日方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 张生 黄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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